为什么有人怕国际歌，为什么学校不教国际歌

吴孟超灵堂放的是国际歌,对此你怎么看

吴孟超灵堂放的是国际歌，也许有人觉得不解，为什么不放国歌呢？但是在我看来吴孟超他所做出的贡献不只是我们国内的人所享有它，对于整个世界而言也是有一定贡献的，他对国外的人也有一定的帮助，也正是因为这样可以看得出这位博士他是一位有大爱的人，他并没有局限于所谓的国家，而是尽可能的为一切人提供帮助。如果我们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我们仅能够得着的视角的话，也许会觉得有一定的狭隘，我们可能会随意猜忌他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无法到达那个高度，我们也不能去诋毁他人的想法。

作为一名医生，他把救死扶伤作为自己的天职，他用一生的时间去医治他人，在他心中每个人都值得被救，每个人都有被好好对待的权利，之前有人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得了重病，没有人敢去医治，因为害怕自己担责任，害怕自己的名誉被毁，但是这位医生勇敢的接下来了，有些人会劝他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也许会把自己苦苦经营的名誉毁掉，但是他不害怕，在他心中这是一位病人，自己就应该尽力去抢救，而不是说在生命面前考虑这些名与利，在吴孟超先生眼中，他尊重每一位病人，尊重每一条生命。

而且在灵堂放国际歌也体现了吴孟超的精神在他身前他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非常有力量，作为一名医生，他能够一步一步走过来也受过常人难以忍受的苦，并且能够把人文关怀放在心中，他是一位有温度的医生，并不是那些冷冰冰的一切。

他非常感谢病人能够把生命交在他手上，他也绝不会辜负他人的期待，这就是医者与患者之间最好的关系，吴老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在他的影响下也会有千千万万的医生向他致敬。

中国人为什么相信因果报应

村子里一个恶人，谁都敢欺负，祖父说：“无论他咋欺负咱们，咱们都不跟他计较。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后来这恶人很早得了腰疼病，腰弯得跟一张弓似地，就再也恶不起来了。祖父说：“看看吧，这样的人还用你去治他，自己就把自己治了。”还有的人在村子里操着各种坏心，占着各种便宜，让人们非常生气。祖父跟我们说：“咱们不生气，操心不善，老天爷割蛋。”过几年，此人摔断了推。祖父说：“看看吧，老天爷长着眼呢，他不会让一个人凶恶一辈子。”我伯经常说祖父：“你这是个啥道理？一切都等着老天爷，一切都靠老天爷。假若老天爷不修理这样的家伙，你能憋气一辈子？”我有的时候，相信祖父的观点，有的时候，相信伯的观点。但是后来学校教我们唱《国际歌》，才感到祖父的观点是不对的。《国际歌》都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我跟祖父说：“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毒害我们的鸦片。《国际歌》就不是这样说的。”祖父哈哈大笑问：“《国际歌》谁写的？”我说：“法国人欧仁.鲍狄埃。”祖父又笑了：“看看，一个法国人写的歌，能扛住咱们中国祖先说的话。”又过了几天，驻队干部在村子传达一个文件，里面有毛主席说的一段话，也引用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祖父说：“听见了吧，毛主席都说这句话，说明这句话不但是对的，还是千真万确的。因果报应吗，本来都是如此，你们还不相信呢？”后来读书，读到印度的哲学著作《神圣人生论》，读到很厚的《奥修讲经》，里面因因果果的东西太多了。才知道，中国没有宗教，但是民间却从各种宗教里汲取了软弱的一面，汲取了躲避的一面。对于各种强大的东西，中国人总是站在因果报应的角度，来逃避自己的责任，来躲避各种锋芒。而对于各种弱小的东西，中国民间的每一个人，却不想因果关系，总是给予欺侮和羞辱。比如农村开斗争会，对于那些站在台子上被斗争的对象，很少有人同情他们，人人义愤填膺，痛打落水狗。只要有人让绑那些被斗争的人，总会有人争先恐后的，把他们绑的严严实实，头颅几乎挨着地下。只要有一个智力较差的人从村子里经过，总是有人生尽办法捉弄，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几乎没人想到善恶相报的因果关系。时下，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贪官。但是中国民间，对于贪官也是用善恶相报的因果关系来看待。许迈永执行死刑了，人们说：“球，一个人弄几个亿，他花几个，最后还不是交给了杭州市，等于许迈永给杭州市办了一个企业。老天爷有把刀，把贪官和穷人切的一般高。许迈永把钱弄多了，老天爷就把他切下来了。你看许迈永的两个盲人弟弟，却还在世界上存在着。因就是果，果就是因。贪官也逃不出因果报应啊。”还有的人对自己刚参加工作的子女说：“你们单位的领导，管他是不是贪官，你们都不要管，有人管着呢，就是没人管，还有老天爷管着呢。老天爷不会让一个贪官祖祖辈辈幸福下去，老天爷不会让贪官每一天夜里都睡得舒舒服服。老天爷是在养猪呢，养大了，就会杀了他们。这就是因果报应啊。”这样的教育，是一种无奈。只有人到了无奈的地步，才相信因果报应。一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候，最相信因果关系会制约每一个人，一个社会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年轻时写针砭时弊的小说，写来写去，他没有针砭掉时弊，时弊有的时候反而针砭了他，后来就相信因果，就相信报应，就相信佛教，就办了一个佛学院，很好的研究其因果关系来了，研究起善恶相报来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是毛泽东晚年最爱读的书之一。其实里边，有很多因果的东西。纪晓岚在书里记载：一个福建女人喜欢吃猫，得到猫之后，就先把石灰放到一个罐子里，再把猫丢进去，接着放上开水。猫为灰气腐蚀，毛尽脱落。而猫的血气全部归在脏腑。肉白如玉，味道鲜美。日日捕杀，吃猫无数。最后女人病危，叫声如猫，凄厉悲惨，十日死去。还有一个景州官宦的儿子，喜欢捉一些猫和狗，折扭它们的腿，让猫狗的脚朝后。此时猫狗惨叫，跳来跳去，难忍其疼。而官宦子观猫狗惨跳为乐，听猫狗惨叫为幸，因此所杀猫狗很多。最后生的子女，足踵反向前，和他们折断的猫狗一样。纪晓岚的记载看似无意，其实有意。不但充满了因果，也充满了宿命。一个清朝的尚书，专门记载此类事件为书，就是纪晓岚的宿命。他害怕文字狱，其他什么都不敢写，专门记载这样的民间奇闻。用宿命的观点来解释生活里的一切现象。相信因果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宿命。命运里有一种难以逃脱的东西，主宰着一个人的生活，主宰着一群人的生活，这种看不见得东西，就是宿命。中国人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相信善恶相报，就是一种无奈，一种逃避，一种宿命。假若不无奈，不逃避，不宿命，谁还会彻底的皈依因果关系呢？

为什么一听国歌就流泪

每次听见国歌响起，你就会有种想哭的感觉，这是真情表露的一种方式。

国歌响起后，中国人会有不同的表露方式。比如有些人会停下匆忙的脚步，面向国旗肃立，有些小学生会敬队礼，有些会不由自主地随着节奏唱着国歌。站立的人，一般都会挺直脊梁，一种自自豪感油然而生，敬礼的人也是带着崇高的敬意，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有种想哭的感觉，也是对国歌的乐曲和歌词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按听众人群分类和教材原话，义勇军进行曲算是群众歌曲，也就是通俗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该歌曲自1935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歌词里的“起来”、“前进”激励中华儿女站起来，不断前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危险的时候”和“我们万众一心”等，体现出我们曾经的苦难，面对艰难困苦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和“冒着敌人的炮火”等，体现了我们不怕牺牲和坚韧不拨的斗争精神。

所以，你有种想哭的感觉很正常，理解了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但是在新时代，更多的体会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吧。

为什么《国际歌》中文歌词翻译得不全

瞿秋白“是最早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因此，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

但严格说，入乐不等于第一个翻译。可以再看看下面的文章

《国际歌》：到底谁是第一个汉译者？

被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呢？有说是瞿秋白，有说是萧三，有说是郑振铎与耿济之合译，但是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北塔考证，在这些名流大家之前，还有一位无名小辈———列悲，更早地发表了《国际歌》的全译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译者呢？

2005年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他们刚刚出版的《寻芳草集》，那是绿原先生最新的随笔集，里面收了《＜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一文。那是老先生写于1999年、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24日《解放军报》的文章，原来的题目有点耸人听闻，叫《＜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文中说：“中国传唱的中文歌词是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的，译者不详。”绿原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过来人和见证者，他应该听说过几位译者的名字，但他说“不详”，应该是有隐曲的吧。这激发了我探讨的兴趣。

瞿秋白说

2005年11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登载了焦雨虹的文章《＜多余的话＞：“书生革命者”的困境》。文中说，“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是瞿秋白。此文是书评，评的是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焦的这一论断应该是来自陈铁健。

陈铁健在后来出版的《瞿秋白传》中说，瞿秋白“是最早将它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这算是对“正式”的一简短的解释。周永祥著《瞿秋白年谱新编》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当时，《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但是都不合乎唱的要求。他懂乐谱，会弹琴。一边翻译，一边弹唱，苦心斟酌，几经修改，始将《国际歌》歌词成功地译出来。‘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则照国际惯例保留原音，与乐谱相配。”所谓“正式”指的是瞿译可直接“入乐”。

周永祥又说：瞿秋白是作为《晨报》记者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着手翻译《国际歌》的。回国后，又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新词，并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在歌词前，瞿秋白写有小序，说：“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瞿秋白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同时发表的是他作词谱曲的《赤潮曲》，措辞和曲调明显是《国际歌》的模仿，大概他是要以身作则，使中国的《赤潮曲》和世界的《国际歌》“同声相应”。由此可知，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这早已是瞿秋白研究的一个定论。

萧三说

那么，绿原说的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国际歌》中文歌词的译者是否就是瞿秋白呢？未必。还有另外一说。《中国翻译词典》说：“1923年夏，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萧三’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随后在中国广为传唱的，便是这一版本。”又说：“1939年，萧三在吕骥、冼星海的帮助下，又按照原文对译词进行了修改。其后，他又多次修改，沿唱至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绿原所说的三个条件，即：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在中国传唱。绿原说“不详”，可能就是因为他无法肯定这位译者到底是瞿秋白还是萧三。他是实事求是而且谨小慎微的。

2001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祖振声在其文章《音乐出版与涉外著作权》中说：“瞿秋白翻译的1887年由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于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同年，萧三又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1923年夏，萧三才在苏联开始翻译，而瞿秋白的译文已经在中国发表了。孰早孰晚，还用说吗？

郑振铎、耿济之说

那么，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到底是谁？

根据上述说法，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这三种译本分别出自谁的手笔？它们出现的早晚又顺序如何呢？

据《中国翻译词典》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际歌》开始传入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于1920年10月、11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6段诗歌，分4次刊完），题目为《劳动歌》，译者署名“列悲”；几乎与此同时，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刊出了题为《劳动国际歌》的译文，译者张逃狱。所以，那三个中文译词中的两个应该出自列悲和张逃狱之手，汉译《劳动歌》的发表时间要略早于汉译《劳动国际歌》。据陈福康考证，准确的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分别是《劳动者》周刊第2、4、5、6期。列悲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

那么，另外一人是谁呢？

1997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郑尔康《＜儿童世界＞和郑振铎》一文，文章后面附录一份介绍乃父郑振铎的“小资料”，说，1920年，郑曾经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郑尔康之所以敢用“最早”一词，是因为他清楚，郑振铎和耿济之的翻译是在秋白之前。他在《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一书有比较详细的交代：“1920年七八月间，我父亲郑振铎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一天，他和好友———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赤色的诗歌》的诗集。父亲和耿济之把其中的25首诗都读了一遍，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于是，他俩商量着要把这些诗都翻译出来，并准备发表在他们编辑的《人道》月刊上。其中《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就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文。”郑尔康所引文字的出处是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面发表了C.Z和C.T“同译”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据陈福康考证，C.Z即“济之”二字的音译缩写，而C.T则是“振铎”二字的音译缩写。在C.T写的“附注”里说：“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译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

被淹没的无名小辈

郑、耿译文到底发表在哪儿？目前有三种说法。一、《人道》月刊，二、《民国日报觉悟》，三、《小说月报》。按照第一种说法，耿、郑的译文发表在1920年8月左右，早于1920年10月10日。但关键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它来源于1983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记录稿，那里面说：“还出了一期《人道》（月刊），上面登过《国际歌》，瞿秋白译意，我写歌词。”瞿秋白当时是耿济之的同学，也与郑振铎过从甚密。郑振铎的晚年回忆显然有误。一是把耿济之的帽子戴到了瞿秋白的头上，二是把发表的刊物误记成了《人道》。1921年9月他自己写的“附注”说得很明白：“而预备登载他们的《人道》月刊也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出版……现在先把这篇《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登在本报本号。”《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确实有耿、郑合译的《国际歌》，但据陈福康考证，这是第二次发表，而首发是在1921年5月27日的《民国日报觉悟》。

从发表时间的角度说，哪怕是比较早的1921年5月，也比1920年10月或11月要晚。陈福康在《我国最早的＜国际歌＞译词》一文中说：“郑振铎等人的这一译作，实是我国最早翻译、而且流传较广的《国际歌》译词”。又说“郑振铎等人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翻译《国际歌》的人。”后来在其专著《一代才华郑振铎传》中也说，郑振铎与耿济之在无意中最早完成了这首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的歌词的中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做了大胆的求证，列悲的译词是从该周刊（指《劳动者》）第二期开始发表的，应是在这年10月翻译的，而从上引郑振铎的说明中知道，他们是在七八月间即着手翻译的。”实际上这个证据也还是一个假设，而且是一个搀杂着先入为主的假设。列悲的译词发表于1920年10月，我们只能说他翻译的时间最晚是在当月，但怎么能武断地说肯定是在这个月份呢？难道不能是9月或8月甚或更早至1919年？

综上所述，对于谁是汉译《国际歌》第一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列悲是个小人物，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他寥寥无几的传记材料中弄明白他翻译《国际歌》的确切时间。需要强调的是，他那么早就译了，而且译全了。至少从发表先后的角度来说，他的译文比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萧三等名流大家的更早，名列第一。但愿无名小辈的这一荣耀不会再因为他的无名而被大人物的大名所淹没。（据《中华读书报》）